制裁名單上第一次出現法官的名字：美國對國際刑事法院出手，動的是哪一塊骨頭

八月二十日前後，美國財政部把國際刑事法院（ICC）院長赤根智子等多位法官列入制裁名單。這件事發生在數週之前，最近因為日本國內對高市早苗政府的批評、歐盟表態支持ICC，以及一波又一波的次級制裁討論，重新成為輿論焦點。

大多數人聽到「制裁國際刑事法院」的第一反應是困惑：一個審理戰爭罪與種族滅絕的法院，怎麼會跟制裁名單扯上關係？要理解這件事，得先放下「制裁等於懲罰壞人」的直覺，看清楚制裁在實務上到底是什麼。

制裁是一種金融斷電，對法院也一樣

美國的制裁工具，本質上不是「美國不跟你往來」，而是「使用美元體系的任何人都不準跟你往來」。被列入制裁名單的人，在美國的資產會被凍結，美國公民與企業禁止與其交易。更關鍵的是次級制裁：第三國的銀行若與被制裁者往來，可能連帶失去美元清算資格。

用日常一點的比喻，這像是全社會最大的支付系統把某人的帳號停權，而且警告所有銀行，誰替這個人轉帳，誰的帳號也一起停。法院不是企業，但法院的運作離不開現實世界：法官要出差、要租場地、要支付專家證人與翻譯費用，法庭的資訊系統要向廠商採購。當這些日常往來的每一環都可能踩到美國金融紅線，願意配合的供應商會快速減少。

國際刑事法院本身也發聲明譴責，認為此舉損害司法獨立。這句話不是外交辭令。一個法院的威懾力建立在「逮捕令終究會被執行」的預期上，而這個預期現在直接被金融工具撬動。

導火線：內塔尼亞胡的逮捕令

這輪制裁的起點可以往前追溯。二〇二四年十一月，國際刑事法院對以色列時任總理內塔尼亞胡與時任國防部長加蘭特發出逮捕令，指控涉及戰爭罪與危害人類罪。美方的立場始終是ICC對非締約國公民沒有管轄權，以色列與美國都不是《羅馬規約》締約國。

二〇二五年二月，川普政府簽署行政命令對ICC祭出制裁，檢察官卡裏姆·汗率先被列入名單。到了八月，制裁範圍擴大到院長赤根智子等法官層級。從檢察官到法官，這一步升級的訊號很清楚：施壓對象從「辦案的人」擴大到「裁判的人」。

赤根智子是日本籍法官，這讓事件多了一層張力。日本是ICC締約國，也是美國盟邦。日本國內出現批評聲音，質疑高市政府未積極保護本國國民出任的國際法院院長；歐盟則明確表態支持ICC。同一個制裁動作，在不同陣營激起的反應截然不同。

管轄權之爭：兩套邏輯各說各話

這場衝突的法律核心是一個老問題：國際刑事法院的管轄權從哪裡來？

ICC的邏輯是「罪行發生地管轄」。巴勒斯坦是締約國，罪行發生在其境內，法院因此主張對涉案個人有管轄權，不論此人國籍為何。這套邏輯類似於：外國觀光客在某國境內犯罪，該國法院照樣能審。

美方的邏輯則是「屬人主義優先」，個人所屬國家未加入規約，法院就無權觸碰。這也是俄羅斯、中國等大國長期對ICC保留的立場。二〇二三年ICC對普丁發出逮捕令時，莫斯科的反應同樣是否認管轄。

兩套邏輯各自成立，也都各有漏洞。真正值得注意的，是解決爭端的方式：過去大國對國際司法機構的不滿，頂多是退出規約、不配合調查；現在則是把金融體系當成武器直接打進司法機構的人事層。爭端從「法理辯論」變成「金融封鎖」，這個手段本身的升級，比誰對誰錯更值得長期追蹤。

對一般人的實際意義

這件事離日常並不遠，有幾個層面值得放在心上。

跨國工作者先感受到。國際組織、NGO、涉外律師事務所的合規部門，現在要多問一句：對口單位或人員是否在任何一方的制裁名單上？曾有企業因為與被制裁實體的業務往來而中斷合作，這類「合規先行、業務讓路」的現象會更常見。即使你在與制裁無關的產業，只要供應鏈或客戶結構跨到敏感區域，合規成本都會上升。

金融業者的壓力更直接。次級制裁的模糊地帶在於：怎樣算「往來」？替ICC法官支付薪水的往來銀行算不算？替法院提供雲端服務的科技公司算不算？金融機構的標準反應是從寬認定、保守處理，結果就是被制裁者在實質上被隔離於全球金融體系之外，不需要任何人明說。

對關心國際秩序的人，這是一個觀察指標：當大國開始把制裁用在國際司法機構身上，其他大國也就取得了同樣的劇本。工具一旦示範過，就很難收回。下一個使用者未必是同一個國家，目標也未必是同一類機構。

接下來看三個訊號

第一，ICC的運作韌性。逮捕令與審理程序是否照常推進，還是逐漸實質停擺。這會驗證金融制裁對一個「沒有軍隊、沒有警力」的國際機構，破壞力到底有多大。

第二，締約國的集體反應。歐盟已表態支持ICC，部分成員國討論反制措施，例如禁止被制裁者入境或提供替代性金融安排。締約國若能湊出繞開美元的支付安排，那才是對制裁工具的實質回應；若只停留在聲明層次，法院的處境不會改變。

第三，日本的角色。赤根智子的國籍讓東京處在盟邦關係與國際法義務之間。日本政府如何在兩端取捨，會是觀察中等強國面對大國金融工具時迴旋空間的樣本。

制裁名單上出現法官的名字，表面上是美國與一個國際機構的對抗，實際上測試的是全球金融體系作為武器的邊界在哪裡。這個問題的答案，最終會影響每一個活在跨國資金流動裡的人，也就是說，幾乎所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