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最年輕講師到最年長講師：龔德才走了，留下一個關於「評鑑」的老問題

九月十六日，湖南師範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退休教師龔德才因病逝世，享年六十三歲。消息由澎湃新聞在九月十九日報導後，新聞學界與業界出現不少追思。一位大學講師的離世能引起這樣的迴響，原因要回到二〇一八年那一則短片。

那一年，五十五歲的龔德才因為一支標題為「他做講課31年不評職稱：課上好就行」的短影片在網路上走紅。此前，一篇名為《絕版奇人：從最年輕講師到最年長講師》的文章已在湖南師大學生的朋友圈流傳，把他隱藏了三十一年的職業履歷攤開在公眾眼前。

二十四歲的笑話，講了三十一年成真

龔德才的資歷放在任何一所大學都不算差。他是一九七九級大學生，在校時被公認為「第一才子」，屬於最早的一批研究生。一九八六年研究所畢業後回母校任教，第二年評上講師。當年職稱名額卡得極緊，二十四歲的他是湖南師大乃至全湖南最年輕的講師。

他自己回憶，當時開玩笑說要創個紀錄，從最年輕講師一直幹到最年長講師。戲言後來成真。他在早期寫過幾篇論文，之後就徹底停筆。他的說法很直接：論文寫得出來，但不想為了評職稱而寫；寫文章、做學術，總該有一點價值。

值得注意的是，龔德才並非「評不上」。他在受訪時澄清，從來沒有參評過，學院也沒有擋他。這個細節很重要，因為輿論最初把他塑造成制度受害者，而他自己把選擇權拿了回來。學生為他抱不平，認為他的授課水準遠超講師等級；但他把這件事從「鳴不平」的框架裡抽出來，變成一個人的優先順序問題。

這與我們談過的數學資優教育篩選機制有相似的結構：制度設計了晉升的梯子，梯子的每一階該踩哪些格子，往往由單一指標決定，而那個指標未必是這個人真正擅長的事。

職稱這把尺，量的其實是論文

把大學教師的職稱制度想成一條生產線，就好理解了。講師、副教授、教授，每一級的升等條件裡，論文數量、期刊等級、研究計畫是最容易量化的項目。教學呢？課堂評價當然存在，但它像餐廳的服務態度，人人說重要，結帳時卻很少算進去。

這不是哪一所學校的問題，而是評鑑工具本身的限制。論文可以計數、可以排序、可以跨校比較；一堂好課卻很難被換算成分數。於是制度傾向把可測量的當成重要的，再把重要的變成唯一的方向盤。年輕教師進到體系裡，很快學會遊戲規則：想把課教好，得先過論文這一關，否則連站在講臺上的籌碼都保不住。

龔德才的特殊之處，在於他在二十四歲就拿到了入場券，之後三十年不必再玩這場遊戲也能留在場內。他的「不評」是一種奢侈，也是一種抵抗。大多數教師沒有這個本錢，論文寫不出來，飯碗先出問題。

他的選擇之所以在二〇一八年引爆討論，正是因為它踩中了一個普遍的職場焦慮：當組織的KPI與你認為真正有價值的工作脫節時，你是順著KPI走，還是守著你相信的事？這個問題不只存在於大學。工程師面對衝程式碼數量的績效指標、業務員面對衝短線業績的季度目標，結構都類似。龔德才只是把這個問題用三十一年時間演給大家看。

走紅之後，什麼改變了嗎

二〇一八年的報導出來後，中國青年報、北京青年報都做了採訪，人民日報微信公眾號以《從24歲到55歲！這位大學老師31年只講課不評職稱》轉載，一時之間他成了「清流教師」的代名詞。

但熱潮過後，制度本身有沒有鬆動，是另一回事。這幾年中國高教圈確實出現過「破五唯」的討論，也就是破除唯論文、唯帽子、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的傾向，教育部門也發過文件要求重視教學。可是評鑑指標的慣性極強，一個體系用了幾十年的尺，換尺的成本不在文件上，而在每一位評審委員的習慣裡。

龔德才的案例之所以始終被反覆提起，恰恰因為它是個案而不是制度。個案可以被讚美、被報導、被追思，然後被放回原位。制度裡絕大多數想認真教書的年輕教師，依然要在論文生產線上找到自己的位置。

所以呢：給離開學校的人

龔德才留給一般人的啟示，不在「要不要評職稱」這個具體選擇，而在他示範了一件事：先想清楚你的工作裡，什麼部分對你有真實價值，什麼部分只是組織的計分方式。兩者重疊愈多，工作愈順；兩者背離愈大，人就愈痛苦。

他的答案是把課上好。三十一年後，學生記住的是他的古代文學課，媒體記住的是他的職稱欄，而他自己似乎從一開始就知道，履歷表上那一格空著，不代表人生空著。

（周允中）